出狱后的阿敖阴郁、狠戾，杀伐无度，无疑应受法律惩罚、道义谴责，但结局也使人心情复杂，剧中设计了几方面的人性冲突：

 第一、不法与救援的冲突

阿敖带领同组五名警察执行一次解救人质任务，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，对嫌犯刑讯逼供。酷刑之下，嫌犯最终说出了被绑架的富豪人质藏匿之地，人质被成功解救，但感觉被耍的警察将嫌犯棒杀。从法律角度，产生了“毒树之果”，尤其是未经审判，为泄愤将人打死，不会被法律所接受；从情节角度，似乎不用刑，人质就不能被救，影片出于故事效果，安排了这场冲突。

第二、背叛与复仇的冲突

上司最终被阿敖带领同组的警察设计杀死。最初，上司为了讨好被绑架的大富豪霍兆堂，暗示阿敖使用极端的手段来刑讯逼供犯人，如果出事就由上司来承担责任。可上司却在法庭利落甩锅，一口咬定跟自己无关。如果上司肯站出来承担责任，阿敖至少是被上司教唆，判罚也可以从轻几分。被营救的富豪，在出庭作证时，理由是没见过死亡疑犯，透出一副 “事不关己”的冷漠，轻飘飘 “没必要杀人”的一句，将警察陷于道义尽失的困境。法官宣读判决之际，阿敖从铁槛里透射出的眼神，是“诸善已死、诸恶奉行”，这使得复仇多了一分自以为是的“替天行道”。

第三、信条与底线的冲突

剧中安排了一场戏，警队不是明明应该讲原则、守法纪，法不徇私的吗？曾经在法庭上守原则，讲真话的警察张崇邦，却遭遇到了上司的徇私，要求帮助富商儿子对其袭警一事擦屁股。有人妥协了，受袭民警，绷带缠臂，面带谄媚，接受和解；有人劝导了，升迁提拔，不能得罪上司，富商有权有势，有的是办法。所谓的原则，在有些人眼里，不是不可以变通的；奉行的信条，是不识实务者的执拗。体制腐败，让信条显得弥足珍贵，面对权势不动摇不难，难就难在，如果面对生命的考验呢？就算是信条，不也是有底线的吗？张崇邦对飞虎队员开枪，按自己的想法解救上司和妻子，辩白“救人是警察的本分”。此时的他，应当感受到了辩白的无力。规矩就是规矩，动机真的重要吗？

第四、天使与恶魔的冲突

初见时，阿敖是意气风发，年少有为、铲恶除奸的警队先锋；再见时，满脸沧桑，横亘伤疤，阿敖解释说是在监狱里被曾经自己缉拿的罪犯所致，虽不着一处画面，却有更大想象空间。《肖申克的救赎》大多数人看过，普通人在狱中尚且饱受凌辱，更何况是重创恶匪的警察。警察一旦失去保护，坠于地狱，生不如死，百死千劫。这种由身体上带来的痛，难以名状的恨，加之昔日同伴的自戮，最终一念成魔。换作他人，能否做到放下屠刀，一念成佛？当同伴阿荃陪阿敖“厮杀”，阿敖返身救援，最后还是让我们看到了残存的一丝人性。阿荃到最后一刻为掩护阿敖，和警察同归于尽，回敬了这份义气。

第五、宿命和救赎的冲突

电影最后，阿敖死前一刻，站在高处，对阿邦说道“我在想如果那天你我互换，你会不会变成现在的我？”固然答案如常，直男阿邦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，阿敖性格中的意气之盛，也还可能决定其命运走向。但是我宁愿相信，阿敖最后的自尽，倒在了雕像圣母玛利亚怀里，是与自己的和解，是对那场雨夜的忏悔，是“诸恶莫作、众善奉行”的自省。

有些理由，只能为之叹息，但不能在法律上成立。明明解救了人质，还要将匪打死；反社会人格，固然有其悲剧的一面，也不能成立为责任抗辩。当然，最后还有一个问题，如果是我，会不会像阿邦一样在法庭中讲出真话？思考过后，答案是“会”。不是标榜正义，而是在那场雨夜后，如果杀人者逍遥法外，良心又怎会安然。